線性經濟使自然資源日益枯竭并對環境造成極大破壞，“自然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循環經濟模式應運而生。城市生活源 固體廢棄物分選 及資源化作為循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逐漸受到國家和市場重視。陶朗循環經濟研究院和科茂化學回收研究院整理多年科研和商業發展成果，撰寫《中國城市固廢分選及資源化行業系列報告》。本系列報告分為“行業篇”、“市場篇”、“政策篇”、“企業篇”和“技術裝備篇”，本篇為第二篇：市場篇。

本篇要點：

1．“日本模式（精細化垃圾分類）”誕生于特殊時代背景，需長期公眾教育，系統總成本巨大，復制難度大，不適宜在中國推廣；“挪威模式（簡單分類+分選+資源化）”更符合中國國情，擁有在中國蓬勃發展的土壤和機會。

2．分選及資源化行業在歐洲歷經數十年發展，政策相對完善且市場成熟；中國過去以末端處置為主要目標，分選及資源化發展空間狹窄。近年來，國家相關政策逐步建立健全，該領域開始起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3．供需因素加持下，分選及資源化的經濟性逐漸凸顯，尤其是廢塑料化學循環技術的興起，給分選及資源化注入巨大的經濟動力。

4．分選及資源化在上游 固廢減量化 和下游資源化再利用過程中起核心樞紐作用，憑借卓越的經濟效益、減碳效益、資源替代能力，將成為碳中和時代環衛 固廢行業 的“第二增長曲線”。

5．分選及資源化市場空間巨大，每年新增市場潛力千億級別，存量市場萬億級別，且全球最大市場在中國。

一、日本模式與挪威模式對比

業內存在日本模式（精細化垃圾分類）與挪威模式（簡單分類+自動化分選+資源化）兩種發展模式的討論，陶朗循環經濟研究院和科茂化學回收研究院經過研究分析，認為挪威模式更適宜中國國情，擁有在中國蓬勃發展的土壤和機會。

表1 日本模式和挪威模式對比

（一）日本模式——精細化垃圾分類

日本精細化垃圾分類模式誕生于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政策方向，投入了長期且巨大的社會成本，是長期發展逐步演變的結果，復制難度大、花費代價高、所需時間長，且回收利用率不高。從時間階段、成本收益、目標結果等各方面考慮，日本模式不適用于中國國情。

1. 日本模式是長期發展逐步演變的結果，精細化程度舉世僅有。

早在1970年，日本政府頒布《廢棄物的處理及清掃相關法律》，由于引入了垃圾焚燒以逐步替代填埋，政府要求居民將家庭垃圾分為可燃和不可燃兩大類，可燃垃圾被送去焚燒以供熱和發電，不可燃垃圾則被送去填埋。90年代頒布《再生資源利用促進法》，奠定了日本垃圾分類的基本大類，即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資源類垃圾、大件垃圾、電子廢棄物等。

經過數十年發展，日本資源類垃圾不僅有細致的小類劃分，還有極致的分類投放要求。例如：玻璃瓶要清洗干凈，有塑料瓶蓋的話要拆掉分別投放；牛奶盒要清洗干凈后剪開；塑料瓶瓶蓋瓶身和標簽要分離，瓶身要洗干凈再壓扁，然后分別投放。

綜合考慮垃圾分類大類以及資源類垃圾細分小類，日本垃圾分類投放是十幾種分類投放及單獨收運的復雜體系，個別地區甚至高達51類細分。

2. 日本模式建立在特殊國情基礎上，且需要投入長期巨大的社會成本。

日本政府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經過幾十年長期不懈的公眾宣傳與教育，才能夠將如此復雜的垃圾分類規則宣傳到家喻戶曉的地步并監督實施。

居民需按當地要求將每種細分垃圾單獨裝袋，并按規定時間放在指定地點，以便收運。居民要為此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消耗了巨大的社會成本。

另外，幾乎每個細分小類都有配套的單獨收集轉運、資源化再生或者末端處置系統，這意味大量的物流與加工處理投入。

這樣的精細化分類及投放幾乎只有日本能夠做到，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日本人遵從性高；二是有大量家庭主婦可以在家完成細致的分類與分別裝袋，并按時間表等候收運車輛到來。

3. 日本模式沒有帶來很高的垃圾回收利用率。

在極致的分類情況下，日本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只有20%左右。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日本垃圾管理體系過于依賴焚燒，廚余、餐廚等有機廢棄物也被劃分為“可燃垃圾“而被焚燒處理；二是過去幾十年日本建設了大量垃圾焚燒廠，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僅得到了巨額政府補貼，也在一定程度上”綁架”了政府，使焚燒處置成為優先路徑，從而阻礙了分類后的資源化和循環利用。

（二）挪威模式——簡單分類+自動化分選+資源化

相較于日本模式，“簡單分類+自動化分選+資源化”的挪威模式與我國現行垃圾管理模式在前端分類環節具有相似性，在收運、分選、再生環節具有很高的借鑒價值和可復制性，能夠在基本不增加民眾負擔和政府資源投入的情況下，大幅提升垃圾回收利用率。挪威模式已在歐洲多點開花，中國的客觀條件適宜該模式推廣和發展。

1. 挪威模式起源于對垃圾統籌管理的探索，初期與歐洲其他國家差別不大。

挪威模式最早發起于首都奧斯陸附近的7個城市聯盟。該聯盟于1991年共同出資組建了RoAF公司以統籌管理該地區垃圾分類、分選及資源化，早期與歐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差別不大。

2. 歐盟設定垃圾回收利用率目標，挪威模式助力提前達成。

2008年歐盟頒布《廢棄物管理框架指令》，設定“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在2025年達到55%，在2035年達到65%”的目標。

RoAF公司管理地區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自21世紀初達到40%左右后，難以突破。為滿足歐盟要求，RoAF公司轉變了垃圾管理模式。首先，在前端取消“塑料類”垃圾袋／桶，居民不再需要單獨裝袋投放塑料垃圾，而是將其與其他干垃圾混合投放；其次，投放后的生活垃圾被統一收運到混合垃圾分選廠；接下來，采用自動化分選線，從進料中細分出兩類金屬、多種塑料、兩類紙等可回收物，分別打包出售給下游資源化企業。

2014年，隨著分選廠投產及“干垃圾混合收集與焚燒前分選＋資源化”模式的應用，該地區提前達成“2025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到55%”的目標。

3. 挪威模式在歐洲迅速普及，促使垃圾回收利用率大幅增長。

該模式成功運營后，在挪威乃至歐洲多國得以復制推廣，均取得明顯效果。挪威西海岸地區垃圾管理企業IVAR迅速復制該模式，并在分選中心基礎上進一步投資了本地化塑料再生加工廠。項目投產兩年后，該地區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到56.4%，可回收物回收率從28%提升至82%，提達到現歐盟目標。此外，該項目通過“焚燒前分選”，有效避免了塑料廢棄物的焚燒，每年減少3萬多噸碳排放。荷蘭AVR垃圾管理公司等企業也迅速跟進，很快復制該模式的成功。

這些成功案例激發了歐洲其他地區政府與垃圾管理企業的興趣，多地區開始投建焚燒前分選中心。對分選中心的投入也為市場帶來顯著的再生資源原料增量，從而激發了對資源化工廠的投資，形成良性循環。近年來，歐洲塑料廢棄物收集量持續增長，且越來越多進入到再生利用環節，填埋比例明顯減少，焚燒比例目前維持穩定，今后也將逐步下降。

4. 挪威模式對我國垃圾管理的借鑒價值。

（1）分類環節：與我國有相似性。

挪威模式采用“可回收物+混合干垃圾＋有機垃圾”的前端分類方式，與我國當前生活垃圾四分類模式有一定相似性，皆為前端適度分類投放，這一點區別于日本的精細化分類。

（2）收運、分選、再生環節：與我國不同，具有很高借鑒價值。

挪威模式的“干垃圾混合收運+自動化分選+資源化”對我國有很高借鑒價值。挪威合并兩類垃圾桶后，對混合干垃圾進行集中分選，以塑料為代表的“可回收物”回收總量顯著提升，且由于自動化分選出料純度高，是資源回收市場的高品質原料，更利于高值化再生。該模式能夠在基本不增加民眾負擔和政府資源投入的情況下，大幅提升垃圾回收利用率，值得借鑒學習。

二、固廢分選及資源化市場發展歷程

作為分選及資源化行業發源地，歐洲用大半個世紀時間探索城市固廢管理方式，從最初以填埋和焚燒為主，到3R理念和EPR制度興起帶來簡單分類和資源化出現，再到政策提出強制要求促使分類、分選及資源化體系逐步完善。歐洲分選及資源化市場發展經歷了從被動處理垃圾到科學管理垃圾，再到政策強制驅動，最終發展成熟、走向海外、引領全球的過程，值得其他國家和地區參考學習。

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主要依靠簡易處理，改革開放以后衛生填埋成為主流，本世紀以來焚燒處置迅速崛起，近兩年超越填埋成為主導方式。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固廢管理模式都以末端處置為目標，分選及資源化發展空間狹窄。近兩年，國家政策體系逐步建立健全，焚燒處置也遇到瓶頸，分選及資源化領域開始起步，現已打下很好的基礎，具備蓬勃發展的潛力。

歐洲發展情況

表2 歐洲固廢分選及資源化市場發展歷程

（一）起始階段：戰后歐洲經濟快速發展，垃圾體量快速增長，填埋和焚燒逐漸興起。

二戰結束后，歐洲進入經濟重建階段，工業生產與經濟活動恢復，城鎮化進程加快，消費迅速增長，城市生活垃圾越來越多，各國規劃設立了專門的垃圾堆放場地。進入六七十年代，越來越多的專業垃圾填埋場和焚燒廠投入運行。

（二）發展階段：末端處置無法根本解決垃圾問題，依托3R理念初步建立分選和資源化體系。

1. 單純依賴末端處置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3R理念被提出。

隨著垃圾量不斷增長，單純依賴垃圾末端處置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會陷入末端處置能力增長總是落后于垃圾產生量增長的惡性循環。在此背景下，3R理念被提出并得到廣泛認同，即在生產和消費中把避免廢棄物產生放在首位（Reduce）；如無法避免使用，則優先考慮使用后的產品及包裝要循環再用，包括重復使用和再生利用（Reuse & Recycle）；只有實在無法進行資源化利用的剩余部分，才進行末端處置（焚燒或填埋）。

2. 依托3R理念，垃圾分類投放和配套收運、分選及資源化體系開始建立。

德國是最早踐行3R理念的國家之一。1986年，德國頒布《廢棄物避免及處理法》，明確3R指導思想，鼓勵廢棄物資源化利用。該法規極大推動了垃圾分類投放和與之配套的收運及資源化體系快速發展。德國城鎮生活垃圾通過不同的垃圾桶/箱進行分類投放和單獨收集，之后紙、玻璃等被分別送到對應的再生工廠進行利用，有機垃圾進行堆肥或厭氧發酵，剩余垃圾則進行填埋或焚燒予以末端處理。

這一階段的生活垃圾分類還推動了針對單獨收集的紙、玻璃等物料的分選+資源化的市場需求及項目投資。主要原因是，即便實行分類投放和收集，誤投現象仍難避免，收集到的物料會混有目標物之外的其他雜質，必須通過分選進行去除，才能便于資源化再生加工。但這一時期的分選技術較為初級，相當程度上依賴人工分揀，機械化分選手段主要有篩分、色選、磁選、風選等。

（三）提速階段：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被提出，政府制定回收率法定目標，促使分選及資源化體系逐步完善。

1. 為解決與日俱增的包裝廢棄物，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EPR）被提出。

由于包裝廢棄物在城市生活垃圾中占比越來越高，且具有更大的回收利用潛力，歐洲各國政府和研究機構開始針對包裝廢棄物建立新的管理體系，推動減量與資源化利用。

1990年，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EPR）概念被首次提出。EPR制度指出，應將產品生產者對其產品及包裝承擔的資源環境責任從生產環節向上游延伸到產品設計，向下游延伸到流通消費、回收利用、廢物處置等全生命周期范疇。

2. 為落地EPR，歐洲提出包裝廢棄物回收率法定目標，進一步促進分選+資源化體系健全、技術進步和眾多企業崛起。

德國是最早落地EPR的國家之一，1991年頒布《包裝法》，要求產品生產廠家以及進口商或分銷商必須為其產品包裝全面負責，包括回收消費后產品包裝，并對其中有再生價值的部分進行再利用或循環再生；還針對金屬、紙、塑料、玻璃等材質的包裝設定了回收率目標和考核機制。

在該制度下，生產商組成生產者責任組織來共建包裝廢棄物收集和回收網絡，但收集到的包裝廢棄物往往是塑料、金屬、紙基包裝等多種材質的混合物，只有通過分選工藝按照不同材質及其他參數進行精細化分離，獲得單一材質物料流，才能更好地進行資源化再生利用。這推動了分選技術進一步發展，因為此前分選的主要任務是針對較為單一的材質進行雜質剔除，現在分選的主要任務是對混合物料進行細分，以獲得高純度的單一材質物料，為資源化工廠提供優質進料。

經過多年發展，歐洲該領域誕生眾多領先企業，如德國“綠點系統（Green Dot）”及相應運營企業得到歐洲及北美地區認可和廣泛復制；愛爾蘭Irish Packing Recycling公司將都柏林及周邊地區40萬戶居民約10萬噸/年包裝廢棄物分選出約7.5萬噸/年可回收資源，用以資源化利用；意大利Montello公司在米蘭、貝加莫及倫巴第部分地區回收超過15萬噸/年廢塑料，制成新包裝、日用品及建筑材料等；德國Titech公司首先實現以近紅外（NIR）光學識別+高壓空氣吹噴組合為技術特色的高速自動化光學分選設備研發、生產與工業化應用，相較于簡單分選能夠更好地滿足下游資源化企業對原料的需求，該公司于21世紀初被挪威陶朗集團全資收購。

（四）成熟階段：分選+資源化在歐洲成為生活垃主要處置路徑，行業日趨成熟，領先企業紛紛出海，布局全球。

近年來，歐洲市場得到長足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僅德國就有上千個垃圾分選廠、上百個焚燒發電廠、數十個機械-生物處理廠（MBT），整個垃圾管理與資源化行業雇傭20萬從業人員，創造約每年500億歐元產值，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

同時，歐洲市場孕育了一大批行業領先企業，如綠點公司已在歐洲乃至全球多個國家落地；Alba（歐綠寶）、Remondis等垃圾管理公司業務也實現國際化；以Titech/陶朗為代表的分選設備企業和以Stadler、Sutoco等為代表的分選中心整廠設計與設備集成商則強強聯合，將先進技術和設備出口到世界各地。